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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 ——读杨红林的《1915,中国表情》
作者:布衣书生发布时间:2015-06-09浏览次数:11619

    以袁世凯复辟为主线索,以重要历史人物的“表情”为切入点,以同一时期相继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衬托,民间的各路角色、日本人、昔日的革命党人、梅兰芳、新时代的女权代表等等,一一站到了波谲云诡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立体再现了历史舞台上那副生旦净末丑的浮世绘。 
   一个民族的梦想,总能从其历史中找到注脚。1915年,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杨红林的《1915,中国表情》,
  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短一瞬。而在追求梦想的旅途中,却经历了百转千回。在1915年的民国政治舞台上,帝制,还是共和?始终是摆在袁世凯面前的两条路。作为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应势而起,与革命党展开合作。其中,固然是因为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形势所迫,但“革命”岂有先后?评价或衡量重要的历史人物,需要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必须坚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坚持重点论。像袁世凯这样复杂而又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尤应如此。 
   
  事实上,民初之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多方博弈的结果。1915年的袁世凯之所以迅速崛起,再至其最后败亡,无一不与共和有关。因为革命,袁世凯被清廷“晾晒”了三年多。如果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人不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目标岂能轻易达到?所以,中国进入共和时代,以及辛亥革命能用最小的代价完成终结两千年帝制目标,袁世凯是“厥功至伟”的。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是民国史上的开卷英雄,是比老狐狸还老狐狸的老狐狸。揆诸历史,杨红林先生对袁世凯的研究,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非常重视人与事的内在联系,不仅重视人与事所处的历史环境,还以比较的方法,把民初之中国与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考量,这种拉大放长因果关系的大历史手法,无疑扩大了研究袁世凯的视野,增强了说服力,增加了趣味性、可读性。 
   
  尽管“袁世凯当时之所以能走上照哦跟你过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绝非偶然”,但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杨洪林不是简单的、轻易的下结论,他认为袁世凯赞同民主共和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间,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中国政局稳定的保障,以至于就连革命党内许多人都认为孙中山不适合出任共和国总统一职。” 
   
  当然,对袁世凯而言,“也有满肚子的苦水,对共和制下国会所拥有的权力更是深表不满。”但是,“此时的袁世凯或许还没有废止共和的想法。”曾长期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后来也证实,在民国元年,袁世凯确实还能自觉地“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但是,由于权威不断遭受到南方革命党以及中央部门或地方模式的指责和挑战,甚至是敌对,袁世凯从“赞同”民主共和,转而复辟专制独裁政体。 
   
  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是痛苦的,袁世凯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逐步前进却又频繁后退。譬如,袁世凯曾拉住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进行了一番关于共和体制的谈话,“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多年后,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提起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什么样子,也不是到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整体优越。” 
   
  其实,对共和制不了解的又何止是袁世凯呢?全国上下不也抱怨、发牢骚说共和政体让社会崩溃,“民国不如大清”吗?就连报章上也鼓吹“共和政体不合国情”。对此,孙中山也只能感叹:“今中国国民四万万,其能明了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尚不得谓多。”正是由于袁世凯对共和制到底适不适合当时的中国不明就里,加上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刺激,更加坚定了袁世凯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念头。 
   
  以共和梦始,以帝制梦终。一如杨洪林所言,“接下来,他将彻底把共和制的笼子拆得七零八落。”袁世凯一步步走上了从终身大总统到皇帝的独裁道路。在其亲信和外国势力的鼓动下,袁世凯不但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还加快了复辟称帝的步伐。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废除了《临时约法》,新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改为10年,不限制连选、连任,并可推荐“接班人”,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还可以传子。 
   
  袁世凯来了一场失足的皇帝梦。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孤独和懊悔中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他”是谁?世人只能猜测。在《1915,中国表情》中,杨红林不但对袁世凯应对共和的态度、计划、步骤和实践一一详细探讨,还动态的评述了袁世凯的心路历程,配合着上百幅老照片,这些故事讲述的,再不是教科书中的生硬历史,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这也是近代中国留给我们的奇特记忆。 
   
  藐视民主政治体制的后果必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所以,对“罪名”的认定不能轻率和简单。其实,心仪独裁统治的又何止袁世凯一人呢?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从每一党员皆须服从孙先生为唯一领袖,从孙中山训导“同志”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所造就的不就是一个极权政党的独裁党魁吗?一如杨洪林在《1915,中国表情》的“前言”中所言,“凡此种种,无不提醒着人们,虽然已跨越整整一百年,1915,仍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